第四章五十知天命第二节鲁国司寇
发布日期: 2019-08-11

  阳货的叛乱被平息了,鲁国国君和“三桓”不得不考虑,起用一些既有实际才能,又忠实可靠的人进入鲁国政坛。于是,在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鲁国政府任命为中都宰。

  中都是鲁国西北部的一座小城镇,在今山东汶上县西约四十里。定公和季桓子派孔子做个小镇的地方官,也带有一点试用的味道。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孔子毕竟有了一块用武之地。

  孔子晚年,有个学生叫子游,在鲁国的一座小城武城做地方官。一天,孔子带着几个学生去看子游,看看子游把这个地方治理得怎么样。他们还没有进城,就听到城里传出老百姓唱歌的声音。孔子很高兴,因为他觉得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礼和乐。子游正是遵照他的理想在治理这个地方。

  他心情一好,就和子游开了个玩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啊,这么个小小的武城,你还用礼乐来治理,不是小题大做吗?”

  子游老实,没看出老师是在开玩笑,就很认真地说:“老师啊,我以前听您说过,君子学道,就会爱惜百姓;百姓学道,就会容易服从。我现在教我属地的人民学道,这不是听您的教导吗?”

  孔子很高兴,回头对其他学生说:“你们听着,子游讲的是对的。我刚才是跟他开一个玩笑啊。”

  孔子为何如此高兴?因为孔子从子游的行为里面看到了他的学生们正在按照他的理念实现政治理想。除此之外,恐怕孔子还从子游的现在,回想到了他自己在五十一岁做中都宰的成功经历。

  确实,孔子管理中都非常成功。根据《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用礼的办法来治理中都:一年后,中都的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道路左边行走;马路上丢失的财物,没有人拾取;所用的生活用具也朴实无华,实用而不讲究形式和包装;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养死送都有礼有节。而且,根据人的才能大小,授任不同职务。一年以后,当地的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四方的诸侯都纷纷效仿。

  所以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如同牛刀,你给他一只小鸡,他照样宰得好。我们看看他二十多岁时在季平子手下做委吏、做乘田,一样做得井井有条。孔子道德极高,眼界极高,境界极高,目标极高,但做事时起点极低。这是真圣人。

  鲁定公也很高兴,便把孔子召去,问他:“你把中都治得很不错,用你治理中都的办法去治理鲁国怎么样啊?”

  孔子对自己治理中都的成绩也很满意,对自己的做法也很自信,就说:“用我的办法啊,治理天下也差不多吧,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鲁国!”

  这样的成绩,这样的自信,让鲁昭公对他有了极大的信任。鲁昭公心里就开始盘算着给他一个更高的职务。

  于是在鲁定公十年,孔子升任至大司空的副职——小司空。当时担任大司空的是“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大司空是上大夫,小司空属下大夫。司空亦作司工,即掌管水土之事,包括诸如营城起邑、疏浚沟洫等一切水土工程;郊祀时,还负责扫除、乐器等。孔子任小司空后,把鲁国的土地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原、平地等,根据其不同土地属性,指导百姓种植和渔牧。他的工作再次得到鲁国政府的肯定。不久他就升任为大司寇,掌管司法刑狱事务。

  “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公安部长,是国家的最高司法长官,位同卿大夫。一个出身寒微的人被擢升至卿大夫,挂牌香港(之全篇)。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显然,孔子靠他个人的能力,靠他个人的威望,靠他的巨大德行,获得了鲁国的国君以及“三桓”的信任。可谓才堪所任、实至名归。

  据相关的一些记载,孔子做了大司寇以后,鲁国的一些贵族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普通的士竟然做到这么高的级别,他们不高兴,觉得这是对他们特权的一种侵犯,所以他们编了一首歌在那里唱:“鹿皮袍子多寒酸?彩绘蔽膝多堂皇!鹿皮哪能佩蔽膝,摘了下去才像样!”

  这首歌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今天所得到的地位和权力是不相称的,他们这些贵族要抛弃他、排挤他。这是当时的一些贵族对于孔子做大司寇的反应。

  可见,孔子做大司寇,一方面不容易;另一方面也表明鲁定公是有决心的,“三桓”对他也是很信任的。当然,关键是孔子本人在做中都宰和小司空的时候,他的政绩确实让人信任他。

  当时鲁国国都曲阜有这么几个人,一个是羊贩子叫沈犹氏。他大清早把羊喂饱喝足了,赶到市场上卖,把羊吃的草和喝的水都当成羊肉卖了,常年如此,所以是个奸商。还有个叫公慎氏的人,家道不修,他的妻子放荡,在当时也是人所皆知的丑闻,但是这个公慎氏就是不管。还有一个叫慎溃氏的人,平时也是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是个流氓。除这三人外,还有一些牛马贩子,也是随意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谋取暴利。

  这种情况说明:第一,鲁国的治安不好;第二,鲁国当时的民风也不是很好。但这些人得知孔子当上大司寇后,都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孔子是位讲究道德、坚持原则的人,任中都宰时还在整顿治安方面下过一番工夫,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所以他们都收敛了自己的行为。沈犹氏不敢再在出售羊的当天早上把羊肚子灌满,公慎氏同他老婆离了婚,慎溃氏赶紧离开了鲁国,牛马贩子们也不敢乱涨价了。孔子刚刚上任,还没有通过刑罚的手段,仅用自己的威望便让整个社会风气面貌一新。

  据《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在做大司寇的时候,孔子每一件案子都非常慎重地处理,考虑得非常周到。为了不出现差错,他总是和下属、同事们一起认真讨论案情,然后鼓励大家提出处理方案,听取他们的处理意见,再择善而从,这体现了孔子慎刑的思想。孔子认为,大多数人的犯罪,都是被生活所迫,被统治阶级逼的,跟国家的政治有关,跟社会的整体不公有关。

  所以虽然官居司寇,但是孔子并不喜欢把人民看成寇,即便是那些犯了法的人。他觉得绝大多数百姓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的。关于治理国家,孔子有自己独特的主张。他认为,如果对民众用政策去引导他们,然后用刑罚去整顿他们,虽然能使他们暂时幸免罪过,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羞耻之心;反之,若用道德去引导,用礼节去整顿,人民就“有耻且格”,他们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地走正路。

  这段话实际上显示出孔子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思想:好的政治,不是管理人民,而是提升人民。不是把人民当愚民来管制,而是要人民有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

  孔子做司寇时的一些做法,对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他对案件的审理非常慎重——“慎刑”。这种慎重不仅仅是他仁爱的表现,而且在具体的做法上,他倾向于用调解的方式,而不是随便地诉诸法律。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记载:曾经有一个案件,父亲告儿子不孝。但是孔子把这个案件放到一边,不去判它,搁置了好几个月。当然,在这几个月里面,孔子可能做了父子俩的调解工作,最终父亲愿意撤诉,孔子就不立案了,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很多人对此都不理解。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就很不高兴,他找到孔子说,你这个司法部长当得有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这种典型案例,来倡导老百姓孝顺。有这个典型案例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反而让案子不了了之呢?

  孔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自己的道德品质不高,动不动就去杀老百姓,这是不符合公理,也是不符合道义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平时没有好好地教育人民去孝顺父母,等到他们不孝顺的时候,就对他们定罪,这就相当于把一个无辜的人给杀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

  长期以来,中国法院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方式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外也被称为“东方经验”,有中国的特色。这一“东方经验”,无疑应该追溯到孔子,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鲁国的这一位司法部长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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